2006年,中國將防治艾滋病的"四免一關懷"政策制度化、法制化。自此,越來越多的人從這項政策中受益。八年過去了,除了國家現有的免費抗病毒藥物外,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,何時能用上更好的藥物?被寄予厚望的艾滋病疫苗何時能夠面世?
受專利保護,進口藥引進門檻較高
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最近公布了一份《快速通道:在2030年以前終結艾滋病流行》報告,提出了要在2020年以前實現“3個90”目標,即:90%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知曉自己的感染狀況,90%的感染者能夠接受抗病毒治療,90%接受抗病毒治療的感染者實現病毒抑制。
“要達到‘3個90’目標,在未來關鍵五年內如果沒有很好的預防和治療措施,是難以實現的”,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華辦事處社會動員與合作顧問周凱博士指出,雖然近年來,中國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,在全球屬于艾滋病的低流行國家,但中國的艾滋病防控形勢依然十分嚴峻:一是感染者總數仍然較高;二是艾滋病在高危人群中的檢測率還很低。
“藥物治療不僅能夠降低死亡,還能夠降低新發感染,而新發感染和死亡是評價艾滋病防治效果最關鍵的指標”,周凱認為,要實現“3個90”目標,除了要通過有效措施加強預防外,繼續加大呼吁和推進政府可負擔的更好的抗病毒治療藥物的獲得,擴大免費抗病毒藥物清單尤為關鍵。
艾滋病目前還沒有治愈的可能,感染者需要終身服藥,一旦出現耐藥,就需要換成更好的二線藥甚至是三線藥。因此,藥物的選擇越多,對感染者的治療就越有利,而進口藥高昂的價格讓很多人不堪重負。
周凱介紹,在中國目前使用的五種一線免費抗病毒治療藥物中,有三種是國產藥,另外兩種則是進口藥,且還沒有復合制劑。而在包括非洲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地區,都能以較低的價格獲得更為方便的復合制劑。
“進口藥一是有專利保護,中國的藥廠暫時還生產不了,二是價格偏高,我們負擔不起”,周凱說,中國正在服用免費抗病毒治療藥物的艾滋病感染者約為25萬人,且隨著新發感染人數的增加,對藥物的需求量也隨之增大。這意味著,如果大量購買進口藥品,政府將會在財政支出上面臨重大負擔。
疫情危機爆發,政府可強制許可生產藥物
不止在中國,這一問題在世界上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同樣存在。不過,與中國不同的是,這些發展中國家通過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簽署的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》(TRIPS)的靈活性,在藥品可獲取性上有了很大的進展,包括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、巴西、津巴布韋、加納等國家。
根據TRIPS,當出現某種流行病或全國范圍暴發的疾病,使得國家公共衛生安全處于緊急或極度緊急狀態時,國家有權強制許可生產專利藥品仿制藥,用以解決公共衛生問題,挽救生命。
以巴西為例,2004年巴西通過強制許可成功獲得5個藥品:奈非那韋、洛匹那韋、依非韋倫、替諾福韋和阿扎那韋,使這些抗 逆轉錄病毒藥物的價格降低了37%。2007年,巴西又與依非韋倫專利持有人默克公司簽署強制許可法令,在強制許可下,當年的政府開支削減了約3000萬美元,到2012年專利失效時,還將可以節省23.68億美元。
而在中國,由于現在對艾滋病有較多的措施控制,使得它對公共安全的危機已經越來越小,變成了一種慢性的流行病,不足以讓中國政府宣布要通過來強仿某種藥物來解決的需求。不過可喜的是,中國新修訂的專利法中已經通過了有關專利實施強制許可的內容。
對于距離可負擔的更好的抗病毒藥物的到來,中國還需要進一步努力。“現在國際社會也正在努力呼吁和推動,希望能讓更多的感染者能夠獲得更多、更好的藥物”,周凱說。
疫苗誕生前,預防是關鍵
疫苗是預防控制傳染病發生和流行的最有效手段之一,艾滋病疫苗的研發也一直是全球關注的焦點。艾滋病發現的這30年來,科學家一直致力于疫苗的研發,但由于艾滋病病毒本身的生物學特性的原因,使得疫苗研發的整個過程仍然處于艱難的爬坡階段。
“從發現病原到最后發現疫苗,不同的病種所要經歷的時間長短是不一的”,周凱說,比如麻疹用了10年,乙肝用了16年,而脊髓灰質炎則用了47年,艾滋病到現在出現30年了,疫苗研發仍需時日。
令人振奮的是,最近,因發明艾滋病雞尾酒療法而聞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教授透露,其團隊正在開發的長效型抗艾滋病藥物GSK744LA已完成第二期臨床試驗,準備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。這項研究已于今年3月在美國《科學》雜志上刊載,可望成為艾滋病疫苗問世前的過渡方案。
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前,通過一些有效措施來預防艾滋病的傳播是關鍵。中國的艾滋病新發感染中約90%都是通過性傳播的,所以預防性傳播還是中國艾滋病防控未來的一個工作重點,尤其是要加強在青年人群中的傳播。比如要遵守性道德,避免非婚性行為;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;不要擅自輸血和使用血液制品;嚴禁吸毒,不與他人共用注射器;孕產婦要嚴格進行HIV抗體篩查,HIV感染者的孕產婦要采取HIV母嬰傳播阻斷措施等。
此外,推動社會組織積極參與,加強國際合作,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措施。比如,學習非洲在抗病毒治療、母嬰阻斷、社會組織參與方面的經驗,同時也把中國的監測和檢測體系,以及美沙酮療法推薦給非洲,共同促進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發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