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年，中國將防治艾滋病的"四免一關懷"政策制度化、法制化。自此，越來越多的人從這項政策中受益。八年過去了，除了國家現有的免費抗病毒藥物外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，何時能用上更好的藥物？被寄予厚望的艾滋病疫苗何時能夠面世？
受專利保護，進口藥引進門檻較高
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最近公布了一份《快速通道：在2030年以前終結艾滋病流行》報告，提出了要在2020年以前實現“3個90”目標，即：90%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知曉自己的感染狀況，90%的感染者能夠接受抗病毒治療，90%接受抗病毒治療的感染者實現病毒抑制。
“要達到‘3個90’目標，在未來關鍵五年內如果沒有很好的預防和治療措施，是難以實現的”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華辦事處社會動員與合作顧問周凱博士指出，雖然近年來，中國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，在全球屬于艾滋病的低流行國家，但中國的艾滋病防控形勢依然十分嚴峻：一是感染者總數仍然較高；二是艾滋病在高危人群中的檢測率還很低。
“藥物治療不僅能夠降低死亡，還能夠降低新發感染，而新發感染和死亡是評價艾滋病防治效果最關鍵的指標”，周凱認為，要實現“3個90”目標，除了要通過有效措施加強預防外，繼續加大呼吁和推進政府可負擔的更好的抗病毒治療藥物的獲得，擴大免費抗病毒藥物清單尤為關鍵。
艾滋病目前還沒有治愈的可能，感染者需要終身服藥，一旦出現耐藥，就需要換成更好的二線藥甚至是三線藥。因此，藥物的選擇越多，對感染者的治療就越有利，而進口藥高昂的價格讓很多人不堪重負。
周凱介紹，在中國目前使用的五種一線免費抗病毒治療藥物中，有三種是國產藥，另外兩種則是進口藥，且還沒有復合制劑。而在包括非洲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地區，都能以較低的價格獲得更為方便的復合制劑。
“進口藥一是有專利保護，中國的藥廠暫時還生產不了，二是價格偏高，我們負擔不起”，周凱說，中國正在服用免費抗病毒治療藥物的艾滋病感染者約為25萬人，且隨著新發感染人數的增加，對藥物的需求量也隨之增大。這意味著，如果大量購買進口藥品，政府將會在財政支出上面臨重大負擔。
疫情危機爆發，政府可強制許可生產藥物
不止在中國，這一問題在世界上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同樣存在。不過，與中國不同的是，這些發展中國家通過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簽署的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》（TRIPS）的靈活性，在藥品可獲取性上有了很大的進展，包括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、巴西、津巴布韋、加納等國家。
根據TRIPS，當出現某種流行病或全國范圍暴發的疾病，使得國家公共衛生安全處于緊急或極度緊急狀態時，國家有權強制許可生產專利藥品仿制藥，用以解決公共衛生問題，挽救生命。
以巴西為例，2004年巴西通過強制許可成功獲得5個藥品：奈非那韋、洛匹那韋、依非韋倫、替諾福韋和阿扎那韋，使這些抗 逆轉錄病毒藥物的價格降低了37%。2007年，巴西又與依非韋倫專利持有人默克公司簽署強制許可法令，在強制許可下，當年的政府開支削減了約3000萬美元，到2012年專利失效時，還將可以節省23.68億美元。
而在中國，由于現在對艾滋病有較多的措施控制，使得它對公共安全的危機已經越來越小，變成了一種慢性的流行病，不足以讓中國政府宣布要通過來強仿某種藥物來解決的需求。不過可喜的是，中國新修訂的專利法中已經通過了有關專利實施強制許可的內容。
對于距離可負擔的更好的抗病毒藥物的到來，中國還需要進一步努力。“現在國際社會也正在努力呼吁和推動，希望能讓更多的感染者能夠獲得更多、更好的藥物”，周凱說。
疫苗誕生前，預防是關鍵
疫苗是預防控制傳染病發生和流行的最有效手段之一，艾滋病疫苗的研發也一直是全球關注的焦點。艾滋病發現的這30年來，科學家一直致力于疫苗的研發，但由于艾滋病病毒本身的生物學特性的原因，使得疫苗研發的整個過程仍然處于艱難的爬坡階段。
“從發現病原到最后發現疫苗，不同的病種所要經歷的時間長短是不一的”，周凱說，比如麻疹用了10年，乙肝用了16年，而脊髓灰質炎則用了47年，艾滋病到現在出現30年了，疫苗研發仍需時日。
令人振奮的是，最近，因發明艾滋病雞尾酒療法而聞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教授透露，其團隊正在開發的長效型抗艾滋病藥物GSK744LA已完成第二期臨床試驗，準備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。這項研究已于今年3月在美國《科學》雜志上刊載，可望成為艾滋病疫苗問世前的過渡方案。
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前，通過一些有效措施來預防艾滋病的傳播是關鍵。中國的艾滋病新發感染中約90%都是通過性傳播的，所以預防性傳播還是中國艾滋病防控未來的一個工作重點，尤其是要加強在青年人群中的傳播。比如要遵守性道德，避免非婚性行為；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；不要擅自輸血和使用血液制品；嚴禁吸毒，不與他人共用注射器；孕產婦要嚴格進行HIV抗體篩查，HIV感染者的孕產婦要采取HIV母嬰傳播阻斷措施等。
此外，推動社會組織積極參與，加強國際合作，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措施。比如，學習非洲在抗病毒治療、母嬰阻斷、社會組織參與方面的經驗，同時也把中國的監測和檢測體系，以及美沙酮療法推薦給非洲，共同促進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發展。